our moon sheep ranch.

为致敬与怀念。

【一】

1934年8月24日

那天是一九三四年的处暑，书面地说应该是民国二十三年的阳历八月二十四日。三伏里积存下的暑气在这个日子已经开始消退了，寥寥无人的站台上秋风的余韵显出些示威的凉意来。

尽管如此，王耀还是忍不住在硬板板的座位上理了两把衣服，再寻了一个舒适且带点懒散的姿势，然后将头靠到车窗冷冰冰的玻璃上去，努力做出一副不惊不诧且享受的模样，就好像他不是将要经受八日的颠簸前去莫斯科感受早早降临的寒风和苏联人浑厚的大小弹舌，而是要开始一场遍途芬芳盛开无比惬意的度假一般。

要说玻璃的冷意还真是隔着一层头发也像是缓慢渗透的雪水，彻骨得很。但王耀不管这些，他的视线盯在轨道边的站牌上，上面是一串念起来咕噜咕噜的俄文：符拉迪沃斯托克至莫斯科——九千一百九十八千米。

这虽是在他乡了，但他想着相比即将开始的旅程距离不过一千来公里外的北平——不知隔壁刘大爷拿每天睡到日上三竿也不起的那仨有没有法子？所谓离家之苦的东西还没有从胸中升起来，反而倒是对另一个国度的新奇在紧紧地揪着他的心脏。

——此去我将做些什么？既然已算个留学生，还是应当在兴奋之余为未来做些考量。于是他脸上挂起了些胜利的笑容，我是到苏联去！他极为骄傲地想着，不觉间已经坐直，脱离了那种假意的高高在上的姿势。

——我是到光明的大道上去！我会向共产国际的那些同志们好好地请教一番，我将融身到为时代奔波的青年中去，我——我将在我的国家升起红色的旗帜，嘿，这将让你们知道什么叫不可侵犯！

头顶传来带着点杂音的音乐，火车开动了。那一刻王耀想起幼时在开着黄油菜花的铁轨旁的追逐，那永远赶不上的模糊一片的色彩，轮子压过的轰鸣似乎永不停止，喷吐的气息像是沸腾的激情。他一直对这钢铁浇筑的大家伙怀着难以言喻的盼望，就好像孩童盼着一场没有终点的旅行。在火车上一切都成了飞掠而过的光影，让人几乎体味到飞翔，却又真实地感受到生命的流逝。

他知道这时就应该放空脑子，什么也不想，让热情放肆地梗住喉咙，才可趁机感受一把一往无前的勇气，其质感可抵得上英雄征战的悲壮。

一条伟大的道路的新的起点。

我来了。

 

【二】

1939年2月25日

王嘉龙最近有些疑惑。

大哥常去寄信他是知道的。就在离家百米远的街口，有一个歪斜的邮筒，绿色的漆皮上被岁月渐染出黄褐的颜色，筒上白的喷涂字早已模糊不清。他每日无所事事时，走到窗边就能瞧见。一九三九年的大街上不会有什么车辆，可无疑也是繁华的，熙熙攘攘的行人会从挤挨着的摊贩身边经过，藏青的哔叽布料给带出摩擦的声响，而北方的日头也老是白辣辣地晃着人的眼。

而大哥，王嘉龙现在几乎能想象出他急急走向邮筒的模样：一封薄薄的信，用胶水严丝缝合，被揣在外套左边的口袋里，那口袋的缝线支出了短短的一截。他会一边快步走着，一边迈过街边一块摇晃苍老的砖，然后他会从一个个像是重叠着的菜摊前穿过，行进轨迹呈一条七弯八拐的曲线，最后他的神情像是要做出祈祷那样的虔诚，将那封信以慢动作播放式镜头塞进邮筒上那条深暗的口子。

不过，虽然总是窥到大哥的投递，总瞧见他柔和掺有期待，坚定胜于惆怅的复杂神情，王嘉龙却一次也未看到过他捏着回信回屋的时候。他并不知道那是寄给谁，又会寄往何方的信件，因此也无处询问其踪迹。

从未有过回信来应答大哥的一腔希冀。可他还是写着，不停地写着。他还是踏着苔痕滋生的阶石走着，将不尽的信投入无言的邮筒。有时王嘉龙会想，为什么邮筒永远不会被填满呢？或者若是有人定期把它里面挤塞着的一叠一叠望想清理，为什么无法感受到双手所持物件的纯洁的心跳，以至竟肯让这些小小的纸片失落在茫茫世间，再不为能够读懂它的人触碰到呢？信，原是这么一个寂寞的小东西，承着念想飞远，若不幸不能为人知，那便只能葬身于时间，最后至多成为它的创造者的子孙后代唏嘘的对象。

王嘉龙每每在这个时候，会深觉大哥也是寂寞的，带着一身无法安稳的故事，却永远地、永远地……永远地拥有不歇的欣喜的渴望。他突然觉得应该去给大哥一个狠狠的拥抱，然后用一种所谓充满温情实则在自己看来是肉麻的语气对他说些什么话。

这时天边开始晕上了橘黄的云朵，他从窗台上掉转过身子，惊觉厨房里已经有了噼啪作响的动静。是大哥，当然是。他们四个兄妹常常换着掌勺，但是大哥啊，每日的晚饭——在家庭中顶重要的一顿饭，是让每个人都可懒散下来的一顿饭，都是他来准备。他承担着每天晚间的炊烟，就像他承担着弟妹的琐事、离家的怅然、时代的变换，承担着那一切如暮色般沉重的事。

饭桌上，大哥提到他在店里看到几匹碎花的布料，想来晓梅也许会喜欢。“那么明天就上街去看看吧。”他笑着，这么说。

热菜腾腾地升出了水汽，呈一片半透明的乳白。王嘉龙看到大哥的笑，依然有这样青春的光华——他毕竟也就二十来岁啊。于是他忽然就在还存有些呛鼻的油烟的空气中释然了。

——无论如何，这就是日子，属于他们的日子。所谓寄与远方的信件，与这相比终归算是一件虚无缥缈的东西。无论如何，大哥的寂寞，也仅仅是几百公里外甚至更远的寂寞，而他们是家人，拥有爱与温情的，永远的家人。——所以，大哥一定也感受到了幸福吧。

这样想着的时候，王嘉龙忽然看到座位对着的雕花窗子，深蓝的天上抹着一条白色的轻云，涂漆的木窗框边伸出了一枝枝条，正在一天最后的余晖中生长出浅绿蜷曲的嫰芽。

 

【三】

1939年3月6日

“——最后我想，无论是表达歉意还是道出别离，都应该正式与庄严。

所以，我要说，我很抱歉，伊万·布拉金斯基同志。

再见，伊万·布拉金斯基同志。”

我们的伊万·布拉金斯基同志看着这最后一封信的末尾。他知道这是最后一封了。他猜测其余的信堆叠起来大概会多如雪片，只是他不知它们遗落在了何方。

现在的状况他该怎么说呢？在一九三八年的夏日，王耀离去前曾说会给自己写信，可他从来没有收到。而他一直等着，甚至固执地、绝不先向那个遥远的地址寄出自己的念想。他不明白的是，到底是因这不安的国际格局让私人的情感被压缩到不知所踪，还是因为这是弱小的薄薄的纸片难以跨越的距离？他不能忍受的是这般茫茫然然的失去。

于是他在这个三月出发，一趟穿梭八日的列车带着他来到了春意已开始萌动的中华民国。在这样一个悠悠的午后，柳的新叶安静地生在黑色的枝条上，而街巷都还寂寥着，跑过去只听得砖块的声音。他急不可待地奔跑在曲折四通的街上，直到那块标着街号的路牌直愣愣地闯进了视线里。

他一眼就瞧见正对面那个又破又老的邮筒，甚至没有先去寻一寻王耀的家，直直地便去打开邮筒的盖子。大概是太破旧了点，盖子与筒身接缝处深色的锈迹一瞬间断裂开来，阳光轰然地坠满了它暗沉的内部——他看见一封信，新得甚至没有落上灰尘。那一刻他便知道这信属于自己，他明白这就是，一定是。

只是始终有一种奇怪的空旷感掺杂在他的欣喜里，像是在匆忙行进的道路尽头寻到的过去的遗骸。这种空旷在他读完整封信时得到了验证。在信里王耀说——说什么来着？他说他才疏学浅，他说国内党/派的斗争太过凶狠，他没法去号召什么领导什么，可他的国家确实陷于了危难——所以他只能去上战场。

上战场！伊万看着信纸上最后两行字，字母弯成那样柔和的弧度，在说抱歉，说再见了伊万布拉金斯基同志，说我绝无悔意，这就是我追求的东西。

我们终其一生，要追寻的是那样的多。伊万试图从大脑中拨出一缕清醒的思路。他想从前企望的学业顺利、事业有成云云——不，抛开吧，生于这个帝国主义扩张侵略的年代，家国危亡之际，他们应该是扛着红旗的少年啊。

那爱情呢？这个从来被视为圣洁的词，确乎是个必需品吧？可是完满的、紧紧相拥的爱情，在两个来自不同国籍，背负相同使命，经受同样离乱的年轻人之间，看上去更像是理想主义者的奢侈品。他们所拥有的，仅是难以触碰、飘摇欲坠、却又永不断绝的两股热烈的心跳——正是意气风发年纪的那种心跳。

他们是飘摇在炮火中的。他为此深感遗憾。可是他同时感到幸福——他仍然感到幸福，为这个终将失散的故事，为他所爱之人即将迎向逝去的无畏，更为他此刻也在搏动着的内心。这内心在告诉着他，快去啊，快前进，快为你所爱的一切投身到光荣中去吧。

——所以干嘛要道歉啊？他几乎要失笑了。我啊，我只会因为你的决定更深刻地感受到灼烫的鲜红血液在冲击我的心，使我终于也要像你那般，走上轰鸣的战场去当一个从小就最崇敬的英雄人物。

 

无论如何，我还是想变得伟大一点的。后来当伊万·布拉金斯基作为一个新兵蛋子规规矩矩排队领新军装的时候，他还会再这么自认谦虚与幽默地总结一次。

 

手里捏的信纸被风吹得鼓动起来，好险，伊万想，王耀他是不是昨天才出发？否则这信怎么还没被邮差收走？虽说是这么错过——好歹也算抓住了。

忽然一阵清脆的车铃，他才发现巷口钻出了一个瘦杆儿样的孩子，毛发蓬乱皮肤黝黑，骑在零件散乱不堪的自行车上，车链子还没停止转动，就像是一路飞驰过来的。他正带有敌意地打量着伊万。半晌，那孩子从车上慢吞吞地挪下来，像是叹了口气，转身推着车走掉了。他那汗衫没遮住的后背在春日的阳光下竟隐约闪着汗意。

伊万没去看那孩子，想来无非一个没处贪玩的无聊的捣蛋鬼吧。

他抬起头，薄蓝的天空澄澈得像湖水的切割面。这就是他的故乡啊，伊万想着。他的目光落在沉默古旧的瓦舍屋檐上，灰黑的瓦上才落了一场春雨，不曾有什么尘灰，倒是有懵懂的绿意想要沿墙面攀爬而上。他即刻便被这条街巷动乱年代宝贵的一个平静午后感动，以致心上传来微弱的刺痛。而他身体最深处的呼喊开始膨胀，猛烈得像是要穿过荒原，穿过层叠的被炮弹扬起的尘沙，然后化为一阵轻柔，落在那人绿色涤棉布料的帽檐边。让他在泥土碎石纷纷落下的时候，会像忽然感受到一束阳光般，耳旁传来一句几不可闻的：“我爱你。”

——鲜红飘扬的旗帜，是我们共同的终点吧。

 

【四】

1939年4月17日

老师们，同学们，上午好。

我是李三民。现在我站在高出大家一截的讲台上，我感到一种肠子打结式的紧张，但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我接下来的演讲而感到激动。

这次演讲的题目是“英雄”，很宏大很壮阔的一个词，而且尤其是在现在祖国危难的时刻，我们更加需要记住英雄。但是，我今天想讲的这个人，也许你们会不太认同，因为我想他是个很普通的人，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毫无疑问的，我要将这个称号真挚地赋予他。

我第一次遇到他是在去年的七月，那时北平热得像要燃起火来。下午过半的时候，我匆匆穿过一条很老很拥挤的街道，急切地想跑到街口买一根白糖水冰棍，结果狠狠地撞上了一个人，汗湿的额头还把他干干净净的棉衬衫蹭出了一小片水渍。天知道我当时有多么惶恐！

然而我却感受到一双手很有力地扶住了我，我有些张皇地抬起头，看到的是一双并没有怒火的眼睛，于是我大舒其气，知道自己不会被大骂一通了。在这个很短的当口，我很狡黠地观察了他一番，看他胸前的口袋里还塞着一封平整整的信——我当即明白他是朝着这条街上的邮筒去的。他瞧着就是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模样。那时，对，就是大概一年前，我还是个不知世事整日贪玩的毛头小子——不过这也不代表现在的我不是这样。我那时并不会对这种大呼先进口号的青年们产生什么兴趣，我倒是挺好奇给他当成宝贝的那封信写着什么玩意。

于是我毫不忌讳地开口说：“大哥，撞到你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么热的个天，你穿这么规矩是要干什么去？”我以为我的毛毛躁躁的一番话会让他觉得不耐烦，没承想，他抽出那封信向我摇了一摇，笑说：“我给朋友寄信去。”那一瞬间，我立时觉得他是个好交谈的人——说实在话，我真搞不懂，到底是因为整日窜来窜去实在是无聊，还是因为我其实挺寂寞？我猛然升起一股想跟他在蝉灵子喳喳的大榕树下大扯其淡的冲动，认他作个我哥——他的温和与莫名而来的一种坚定着实让我崇拜起来。

于是我说：“大哥，你寄完信带上我呗，整天在大街上跑过来跑过去的没一点意思。”

他好像并不怎么惊讶的样子，反倒是从眼睛里升起了一种突然而至的快乐，像是另一个没伴的人找到了同僚。

“你这小子，不好好在学校上课，跑来跑去的当然无聊啊。”

“你真要跟着我转？我去的可不是什么有意思的地方。”

于是我就跟着他去了，的确不是什么有趣的地方，尽是些——怎么说呢，开开关关的门，透着阴凉气的像是办公室的房子。每次我就杵在门外边，透过深色的毛玻璃看到他像是在写些资料，还与一些老是坐在阴影中的人谈长长的话。

这看上去好像比我从前的日子还无聊？不不，我只是故意没讲他在空闲时给我讲的故事，什么奇奇怪怪的在外国的生活啊，炮火满天飞时的街谈巷议啊，等等。其实我都给看透了，它们装的全是一腔热血的报国情怀啊，但意外地总是把我听得沸腾得挺带劲儿。——我那时怎么没想到，他讲的不定就是真的故事呢？

反正日子就这么过了，对我来说怎么都差不多，也就是多了个瞎讲话的老哥们吧。虽然他好多时候，老是眼睛盯着天空沉思，像是在谋划什么老大的事。但跟我谈天说地的时候，他就不是平时的一派稳重了。笑、骂，可不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吗？

可现在我不觉得“怎么都差不多”了。今年的三月初，正是花毛毛地探个头出来的时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前一天我们还在街上走了几走，聊了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最后他扶了一扶我的帽檐，很带点严肃可又实在寻常地对我说：“三民，你这个年纪，可得好好干。没事儿就多学我下。”我骂着推了他两下，转身跨上自行车叮当了两声就走了。

后来，就是第二天，我再没看到他了。无论是在漆皮掉落的邮筒旁，还是闹哄哄的大街上，或者是在那些高傲紧闭的窗户里面，我再没看到过一个个头平平，打扮整洁的年轻人了。第三天，我听街边上卖炸果子的大妈讲，那个怪清秀的小伙子参军去了。

“他们家那个弟弟哟，”，她说，“前儿晚上吵得是那样的厉害，你没听到么？哎哎……你说这小伙儿不也真是傻吗……”她在暖意融融的太阳下眯缝起眼，眼角堆叠出纸花般的褶皱，而我恶意地将其揣测为老婆子看戏时挤出的笑纹。

要是他还在这儿，我是得大骂他蠢的。留学像白留了似的，放着文墨不甩，要跑去当个灰头土脸甚至要丢性命的兵。可是我回想他那天的样子，充满笑意地对我说着没意思的话，阳光落下来打满了他的脸。我又忍不住想，我怕是再不会遇到比他更像光明本身的人了。

要是他还在这儿，他该感谢我。感谢我将他称为“英雄”，虽然我好像从头到尾没怎么夸过他。但我其实想赞美他的，说他勇敢又坚定。算了，都是哥们，扯什么溢美之词啊？

那天我就推着自行车走回了家，毕竟没人再让我在猛按一把车铃后跨上车大笑着逃跑，甚至在骑行的过程中回头对他进行嘲笑。我想那是一种找不回来的快感。

也幸得我行进得慢，我走过被四四方方的砖石围着的那棵老榕树时，瞥见苔生的砖缝里冒出了一棵黄绒绒的花，是蒲公英。我想起来，他给我贫瘠的学识里灌输过，说这玩意儿春天落哪儿哪儿开花呀，好看，更重要的是可食用。

天黑得是那样快，我握住小小的脆弱的蒲公英向空中举着，它金黄的绒毛被夜色吞没得几乎消失不见。我说：“我李三民就在这儿，以蒲公英一株，向我哥致以最衷心的祝愿，愿他凯旋！我会炒了蒲公英留给他。”我猜我蠢得不行但我还是念完了以上所有内容然后提脚就走蒲公英的茎在我手里好像要被捏得断掉——总而言之，暮色深沉。

然后？没有然后了吧。要么就算是，大家所瞧见的现在这个场面：一个春天就穿着汗衫的毛头小子站在讲台上讲着些叽里咕噜的怪话。不过，好歹好歹，当时天天无所事事的人现在竟然站在教室里演讲了。我猜，这大概就是所谓“好好干”的开头吧？

我的演讲到此应该就结束了。十分十分抱歉，下来一篇全是叨叨没点儿感叹，也无所谓，我就是想纪念一下我哥——我最后也没问他名字。

实在谢谢大家！

 

【五】

1939年3月20日

风吹过娜塔莎白色的裙子，让它缓慢地充盈起来，像一片薄薄的船帆。

娜塔莎能感受到双腿之间流动而过的凉意，她知道那是风。眼前抖动着的全是亮闪闪的榆树叶子，她知道再过些时日，它们将生长出浅的鹅黄。这时不大不小的风应是很舒适的一类，给人无尽的昂扬感，却又归向平静的远方。

娜塔莎还记得今天早些时候，哥哥的手就在空气中游移着，最终在一片小小的榆钱上找到依托。他没有什么吞吐的语句，一串一串的话，都是可以猜到的叮嘱与关心。她几乎想要打断他，想要说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呢？现在的国际形势你不知道？你这是去送死，你不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一旦战争真的爆发，我可能很难回来了……别发火！我也知道你很难理解，可我明白这样做是正确的。”

“娜塔莎，你看，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母亲，我是为我们母亲而战的。”

“娜塔莎，榆钱很快就可以采了。”

……

于是娜塔莎最终擦去了一颗从眼睛里渗出来的咸水，现在是太阳正亮堂堂地挂在头顶的时候，她不喜欢眼泪被阳光蒸发成盐渍留在脸上的感觉，就像粘稠的软弱。

娜塔莎有点恨自己的失败，她最终还是胜不过哥哥的固执。她多想让他留下来，留在这儿。要知道他不用搭梯子也可以替她够到长着细细绒毛的榆钱。然后他们，她，哥哥，还有冬妮娅姐姐，将一起在公园的长凳上等待夏天莫斯科漫长的日落。

可是我最后让哥哥走了，她想。她觉得自己应该情绪低落，可恰恰相反，她在太阳底下寻到了一种一定是错觉的东西，因为她竟感受到骄傲，以及并不那么严重的寂寞。

她没法说，说不出，千百年来这样的午后难道总是会给人以奇怪的幸福感吗？这样的有凉风吹拂的时候，她站在一棵高高的榆树下面，衣料在阳光下逐渐变得温暖。一切都没入了无声的睡眠。

娜塔莎忽然像是有些明白了哥哥的决然的坚持。这么一个平静的美好时刻，是需要保护的。而哥哥，他将给我们保护。我为他觉得光荣。

她想返身回去了。冬妮娅姐姐肯定还在家里担心地等着她。今天是礼拜天，难得的休息日，应该一起出去逛逛。冬妮娅姐姐，她一定想不到自己竟会这么懂事地妥协吧。

此时的娜塔莎携着一身的阳光的味道，几乎要奔跑起来，看上去她是要把一切的痛苦和不舍都扔在身后的。她为前一刻还是平和，却突然而至的汹涌的狂潮感到疑惑，这冲得她要站立不住。她不可抑制地哭泣着，她不可抑制地想着她的哥哥，她用力跑着，满脑子就只剩下那么一句话——

“再见了，娜塔莎。”

 

【六】

1990年4月8日

柳博芙·奥列波娃的报告摘选：

“——由此，当我们谈起战争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心怀敬畏，又饱含悲伤。年少时我常常想象战场，那是有着大片燃烧的焦土，以及战士们在战火中的壮烈呐喊。无可否认，这是对英雄这个名词最好的诠释。

但那时我只是个在历史课本上读到过描写他们的极为宏大的语句的学生，我当他们的心生来就是装满报国热血一般。而这种想法在我这些年来的报道中逐渐被证明是大为错误的。

此次我前往莫斯科并试图寻找留存的战时记忆。很幸运的是，我联系上了一位曾在伟大的莫斯科保卫战中担任卫生员的女士，实际上现在她已年近七旬，我简直无法想象，当年的那个少女该是多么的勇敢啊！

她交给了我一份资料。那应当算是一纸信，但没有地址和确切的署名，它非常的薄，却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迹。它能在硝烟四起的战场上被留下来真是一个奇迹。

然而这封信的内容才是真正让我震撼的。我且先将它定为一封情书。里面描绘的仿佛一个理想的世界，充满温柔的爱恋，以及绝不可能让人想到战争一类事件的句子。据这位女士说，这并不是在前线发现的。而我们无法推知，到底是那个写信的小伙子匆忙之间将信遗失在了后方，还是他将此作为诀别，作为一个即将一往无前的承诺。

最后这封珍贵的信的保有者，这位实在受人尊敬的女士将此信送给了我，我深觉荣幸和感动。因为这种浪漫的存在，我感受到了一股更真实的暖流在我的胸膛中奔涌起来，让我看到除去爱国战士身份的他们拥有的梦想，看到绝望中的爱和希望。

当我住屋边的树木的日影又开始逐渐斜移变长的时候，我意识到漫长的冬季又将到来了。然而我手中的这份资料却飒飒抖动着传递出春天的温度。

需要致歉的是，此篇报告写得过于抒情，也许缺乏一种理性和简洁，但就以此作为对逝去的勇士们的纪念吧。

另外，我会将之前所提信件的内容摘录于报告末尾，以此让理想主义的温情多少抵消一些压抑与苦痛。”

 

【七】

附：信件内容：

如果我在多年之后见到你，我应该怎样欢迎你呢？

我想，那应当是个十分明媚的日子，毕竟洋洋洒洒的阳光是重逢最好的调剂品。我想我们会互相依靠着躺在一棵荫冠浓密的树下——并且我希望是苹果树。在春天里，苹果花会伸出粉白色的薄瓣，让它在好天气下呈现出一派单纯和清澈。开得热烈的花散发出勃勃的生气，而斑驳暗绿的叶的影子将会落下来覆满我们的脸庞，在白日的暖意下拂出一些清凉。

你完全可以闭上眼，为着这终于到来的一天，和不可多得的什么也不用想的时候。不过就算你妄图进入一场舒适的深眠，春天的——我发现我又在假设这是一个春日了，春天的阳光依然会自如地在你半开的眼皮上闪烁，让你混沌的视野充满着一片斑斓的光。

我吗？我也什么都不做。你的脸就在近旁，长长的睫毛垂落，隐藏在阴影中的琥珀色的眸子像伏特加与蜂蜜的混合。这时北方民族传说中所谓的狂野会被我扔得很远，我会假装极为认真地聆听云层之上的鸟鸣，假装自己万分平静，经验十足又老道，一点也不因为此刻而想要放声大笑。

等太阳颓然斜移之时，温暖的晚风就会吹来春夜潮闷的水汽，我们也就算完成了这个微小的见面礼。站起身来，我大概会因实在难以自抑而恨不得埋首在你肩头痛哭一场——其实我现在就想这么干。

这些，这以上全部，就是我对那个我希望是不太遥远的未来的最衷心的渴盼。如果像几亿年前某间教室里的文学欣赏课一般，总结出关键词，也并不算多，无非是春天、阳光、开花的苹果树、歌唱的鸟、我、还有你。

 

又及：我竟写出了这样一篇饱含深情（你能感受到吧？）而又不失质朴的文字，真叫人飘飘然得很。文学课总不及格的伊万努力到这份儿上，拜托能打动上帝，让我实现这个计划。到时候，你站在这儿，我第一件事一定是奉还当年你落在我这儿的笔记——柜子里堆的学习资料从顶端向下数第三十八本。

窗外的树叶儿上还跳跃着月亮的银光，枝丫的缝隙之间沙沙作响。我的钢笔也快没有墨水了，那么一鼓作气，就停在这儿了吧。对了，有一句我一定得添上，就是明天，明天我就要跟着队伍去——敌人的爪牙伸得越来越猖狂了，必须给他们以狠狠的打击！届时的战场上，将回荡起伟大的苏联的民歌！

祝我好运吧，耀。

1941年7月23日。

 

*今天是谷雨，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也就让他们永远留在春日里吧。